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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法律史学家程树德归纳宪法非法律说的根据有四：（甲）宪法之成立，在法律以前。
这意味着，将仲裁机构定位为事业单位不符合中央改革事业单位的初衷，也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然而，很多市在组建仲裁机构时考虑的往往不是关于设立仲裁机构的基本条件——‘根据需要，而毋宁是希望通过仲裁机构的设立来宣传本地的形象，更多的似乎是出于一种‘攀比心理——‘兄弟城市都有‘自己的仲裁委员会，我们也应该有一个。
〔91 〕笔者认为，仲裁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与登记机关宜为司法行政部门。基于简化行政程序的理念，在司法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后，可直接对仲裁机构予以登记，故仲裁机构的登记机关也宜为司法行政部门，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12条第1款 〔94 〕对此予以明确，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主要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在我国仲裁员选任机制、回避机制以及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现有裁决机制可能沦为一方当事人利用的工具，从而导致另一方当事人的权益不当受损。其二，限制其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成为理事的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避免仲裁机构的行政化。
对于仲裁制度而言，推进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轨道就在于明确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结语 在仲裁法施行的26年间，我国仲裁制度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张翔：《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宪法学：基础与前瞻》，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
合宪性审查在维护法律合宪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促成了立法权运行过程的审议民主化。此外，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它可以通过法律监督机制就相关诉讼表达意见，特别是采取行政抗诉方式表达其对法律的理解和质疑。它要求利益相关者可以参与并独立地、有效地发表意见，也要求这些意见经过很好的讨论、辩论。[24] 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69—275页。
相反，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内部进行制度设计是从八二宪法制定至今持续讨论的话题，最后得到了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的支持。四个动因是指合宪性审查程序启动有四个动力因素，分别是立法审议动因、备案审查动因、广泛主体参与动因和行政诉讼动因。
一方面，工作型合宪性审查将司法审查贯彻的事后反思性逻辑转移到立法过程之中，以事前的审慎性取代了事后反思性。作者简介：李少文，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副教授。(一)司法权模式还是立法权模式？ 西方一些国家或地区形成了具有普遍共识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形态，这就是以美国普通法院审查制度和德国宪法法院审查制度为代表的司法权模式，或宪法司法化模式。[18] 参见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不过，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来看，决定的草案也要经过宪法法律委审议。长期以来，关于如何建设合宪性审查制度，我国理论界展开了很多讨论。邢斌文：《论法院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角色定位》，载《人大研究》2021年第2期。所以，广泛主体参与构成了合宪性审查的动因。
[10] 这种事前事后的划分或者前端后端的划分，一些研究者进行过解读。戴激涛：《立宪政体中的协商民主：宪法商谈及其建制化》，载《法律科学》2016年第2期。
所谓合宪性审查的立法权模式，是指合宪性审查工作嵌入立法机关，依附于立法者，按照立法权逻辑发挥作用。如何有效落实这种职责一直没有很好的制度机制。
宪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维护宪法权威和效力的制度设计也要体现民主逻辑。在合宪性审查制度初建阶段，涉宪法法案需要严格限定，原因是避免盲目扩大合宪性审查的范围，造成政治争议以及实际工作负担和能力质疑。在这种设计方案下，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要发挥法案分类这一前置程序和合宪性确认、合宪性讨论、合宪性质疑等主要程序以及备案审查动因的提请、广泛主体参与动因的提请、行政诉讼合宪性先决动因的提请等附属程序的作用，实现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的审议民主化目标。法工委将其中的宪法性问题提炼出来，并做成案件审查工作报告，送至宪法法律委形成议案，使之进入合宪性质疑程序。这是一个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为中心的集中、统一、权威、专业、高效的制度模式。国务院和省一级人大常委会在各自备案过程中也可以发起针对上述可能存在违宪嫌疑的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提请。
[9] 在我国，审议民主与合宪性审查可以很好地融合起来，原因在于我国采用了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立法权模式。前文对此作过讨论，这里简单总结：具有法律依据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和其他行政命令等公权力行为，不能直接违宪，不能进入合宪性质疑程序。
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提出宪法修正案，修改宪法以适应法律草案或者生效立法，也从事实上搁置了作出宪法判断的义务。待条件成熟，这一法案类型可以扩展至所有指涉政治内容的组织性法案、公权力法案和公民基本权利法案，包括了宪法性法律、组织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以及公民权利保障法和财政性法案等。
在经过听证程序后，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按照多数决原则得出初步结论，并说明理由，最后作成一个报告。[17]这是因为考虑到我国目前立法的实际情况，尊重起草机关具有必要性。
[34] 在立法审议动因之下，针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质疑可以采取非正式听证。这一模式以何种理论为基础？应当如何具体展开？产生什么功效？在机构确立之后，理论界展开了许多讨论，但关于理论基础的辨析以及制度程序的全面系统分析仍较少。[28] 参见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随着时代发展和工作机制逐渐完善，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对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更高要求，工作型合宪性审查会逐渐呈现出相对独立的地位，即发挥超出立法的积极功能。
一般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作出判断时应当尊重宪法法律委的专业意见，包括尊重后者已经形成的初步结论和理由。诉愿有申诉、请愿的意思，但从来都不限于诉讼形式。
[33] 参见黄明涛：《法律监督机关——宪法上人民检察院性质条款的规范意义》，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4期。这是合宪性审查的立法权模式的制度优势。
(一)审查对象通过提请抵达合宪性质疑程序 合宪性质疑程序只有一个主体，即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但法工委、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省一级人大常委会这几个主体在相关提请机制之中进行配合。[7] 参见[德]哈贝马斯：《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98页。
(一)立法审议作为动因 对涉宪法问题的立法草案进行事前审查是确保法律品质的重要手段，在法律生效前就化解了争议。[37] 参见刘国：《我国宪法实施与释宪机制的完善探析》，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2期。问题在于，提请标准如何确立？这是提请程序机制设计的关键。这意味着它有门槛，并非所有案件都可以抵达这个程序。
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21年第5期。这是笔者以工作型作为合宪性审查制度模式特征的逻辑前提。
如果这些法律受到违宪质疑，符合资格条件的主体可以经由一定的提请机制发起合宪性审查，要求立法机关复核法律的品质。此外，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那就是法案在没有经过此程序的情况下，已进入全国人大其他专门委员会进行特别审议，或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或进入全国人大全体会议进行审议，其间发现新的宪法问题，由相关主体集体决议，交宪法法律委经提请进入合宪性质疑程序。
[41] 有关合宪性审查制度模式特征的讨论，可参见秦前红：《宪法至上：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石》，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2期。目前，备案审查制度已经体系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备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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